常青 医学博士，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八年制医学系，在美国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回国任职于知名跨国制药公司。以笔名讴歌、丰玮出版《医事：关于医的隐情和智慧》《协和医事》《如何老去》，小说《九月里的三十年》及《B.A.D.》等。
新京报：你当年从协和毕业之后，没有选择做一名医生，但却写了《医事》《协和医事》等几本关于医疗的书，主要的动力和诉求是什么？
常青：我一直倾心于文学创作，更想写小说，但觉得那时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先写了两本有关“医”的书，也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自己17岁报考协和时的那个悬壶济世之梦，弥补当初离开医生行业的遗憾。
2006年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医事：关于医的隐情与智慧》。当时大众媒体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关于医患的负面报道，加之亲眼目睹的医生老师、医生朋友的生活，我觉得，如今中国，去看病的病人不开心，给病人看病的医生也不开心。也许是摇滚青年的本质暴露了，我希望说出一些背后事实，保持一些理性判断，并做出一点改变。中国的医患关系，太畸形了，其实双方都有一些信息的蒙蔽，或者自己选择不探究本质。
《协和医事》写于协和建校九十周年，是忆古，也是对当下的一声叹息。我查阅了协和的编年史、关于协和名医的各种传记和自传，通过世界上对协和建校的记录，尽量客观地还原一段历史。
新京报：医患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这些年很受关注的议题。从你写《医事》到重版，再到现在，也很多年过去了。你觉得中国医患之间的认知和沟通发生了哪些变化？
常青：写《医事》这本书，当时是希望建立起病人和医生之间的相互理解，通过讲述现代医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历程、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市场和资本的侵入，揭示医生的职业生活中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隐痛，让医生这个行业重获尊重。另外一方面，我也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告诉读者们，一个普通人如何比较聪明地看病，如何用最舒服、最安然的方式去面对身体和疾病。但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医患之间的沟通，并没有变得更好。
在人文和情感的层面，我认为好的医患之间沟通，第一位的是人情分，也就是医生表示关注和同理，有时就是一句话和一个动作。而病人呢，能对身体和医疗有一些基本常识：比如了解身体的衰老，了解医学并非万能，了解西医的一些决策风格。
新京报：不论是纪实性的图书和纪录片，还是以医学为题材的小说、影视作品，都会对大众、对医疗、对医生群体的认知产生不小的影响。你觉得中国现在的环境下，需要怎样的作品？你还有新书的计划吗？
常青：需要一些具备一定专业素养、在基本常识正确的基础上的更立体、更丰满的呈现。在中国，这样的作品还是相对较少。
我本人不会对这样作品的影响力抱有过高期待，因为涉及医疗，就会涉及与人有关的健康还是疾病，以及生命的终极问题，有一些是文化基础、思维方式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些不解决，单是小说、影视创作，很难产生本质的改变。
新京报：你没有直接从事医生职业，但在医学院的训练和实习，对你看待人生、看待生死、看待医患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常青：“解剖学之所以对我具有双重价值，是因为它在满足我求知欲的同时，也教会我如何忍受令人厌恶的情景。”如果跟普通人相比，怎能不说又多了份冷静？在面对身体时，医生是最职业、最地道的“解构主义者”。这种情绪天长日久之后，会让接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在对待不少事上，将“赋予的喻义”与“客观存在”进行严格、冷静的剥离，看待人生、生死，会更多一些终极感。
新京报：大家经常会提到沟通是医患关系的核心，但在现代社会，沟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站在医生和患者不同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让沟通这件事变得顺畅起来？
常青：沟通不易，但双方可以努力，往前多走一步，多了解对方视角一点点。有时，哪怕是一点小技巧，也会让沟通变得稍微顺畅起来。这些，其实在很多大公司的职场培训中，已经涉及很多了。只是医患沟通这件事，中间横着健康和生死，比我们生活中的其他沟通难度要高一些。但至少，它应该是双方努力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