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码：疫情下的大数据实验
本刊记者/胥大伟
发于2020.4.27总第945期《中国新闻周刊》
4月18日，武汉市城区疫情风险等级整体降为低风险，湖北全省实现中、高风险市县“清零”。中国进入疫情防控的下半场，重点开始转向。
“后疫情时代”，中国的下一步是全面推进复工达产，稳住经济基本盘。然而这需要一个安全前提——精准识别个人的感染风险。从目前的实践来看，健康码已成为解决这一难题的较好方式。
健康码是此次疫情中产生的“速生品”。通过大数据比对，健康码可以将个人的健康状况显示为不同的颜色，绿码行、黄码管、红码禁。
健康码的大范围应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比如互认难题。此外，疫情之后健康码何去何从，也有待观察。
倒逼数据整合
春节后，杭州这座人口过千万的经济强市，面临着550 万人的“返杭潮”。一边是防疫的压力，另一边是尽快“激活”因疫情陷入停摆的城市。“防疫”和“复工”犹如天平的两端，杭州领导层决定，“先让城市里健康的人动起来”。
2月7日，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在防疫例会上提出，要推出市民健康码。原先由市经信委、卫健委、大数据局、发改委等部门组成的企业复工平台专班 9 人小组，紧急“扩军”为100多人的健康码工作专班。
4天后，杭州健康码上线。上线当天，申领量就达到134万。大数据精准识别出个人的健康状况后进行赋码，红色代表高风险，要实施14天隔离；黄色代表中风险，要实施7天隔离；绿色代表一切正常。持绿码者可以自由通行，持黄码或红码者禁止出行。
然而上线两天，突然“变色”的情况在杭州频频出现。有人抱怨自己一直在家里，突然变红；有人在黄码打卡期间，突然变红，接下来在红黄之间反复跳跃。
不少其他城市也出现了与杭州健康码类似的情况。在微博超话上，“健康码变色”一度被顶上热门。
2月15日上午9时，“杭州健康码”网络复核通道正式开通。八小时内，收到了29000人的复核申请。
杭州市委副书记张仲灿表示，健康码评判的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空间，第二个维度是时间，第三个维度是人际关系。
如果身处或去过疫情关注地区，属于确诊、疑似人群，或者涉疫关注人群体温异常，都会被赋红码；黄码的标准则降低为自述有敏感症状，如发热、咳嗽、乏力等，或有因敏感症状就医记录者；无以上情况者则被赋绿码。在三色转化上，杭州要求，红码隔离连续健康打卡7天后转黄，14天后转绿。
“当你打开健康码的那一瞬间，后台的大数据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计算和比对。”杭州市健康码工作专班数据质量组相关负责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根据赋码原则，已被管控隔离的，赋红码。当申报健康码时，后台会自动将申报人的身份信息和“涉疫情重点人员库”中的身份信息进行比对，比中则判定为赋红码。后台会自动比对申报人的支付宝定位数据和运营商定位数据，做出评判。
因此，健康码运行的关键在于数据比对，其支撑则是数据库的整合。后台可比对的数据越丰富，打通的数据库越多，系统的评判就越精准。
在浙江，数据库的整合此前就已打下基础。《中国新闻周刊》获得的一份《浙江省健康码管理规范》显示，浙江根据防疫需要，在短期内接入了重点人群信息、密切接触者信息等数据库，形成健康码共享库，搭建在此次专门设立的浙江省健康码系统平台上。同时，以浙江省公共数据平台为基础，由行政管理部门授权使用。
浙江省健康码系统平台经授权，也可接入人口综合库、法人综合库、电子证照库、信用信息库、地理信息库等基础数据库。
此次健康码的数据库共享架构，由浙江省大数据管理局统一归口，各地健康码统一归集到浙江省公共数据基础平台，再开放端口给全省各业务部门。
从全国来看，最先落地应用健康码的城市，例如深圳、杭州和上海，都是内部数据库整合的“领跑者”。而大数据管理机构的使命，正是实现数据的开放和共享。
“只有共享出去的数据，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 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齐同军说，比如社保的数据放在社保局，它只起到了“管理”作用，如果共享给其他市局，老百姓就可以少跑很多次。
在这次疫情中，杭州市以健康码为突破口，全市行政系统内的政务数据得到了更有效的整合利用。多位受访专家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次健康码的推出，相当于倒逼各地政府加快数据整合的步伐。
“加码”困境
目前，健康码已成为各地防疫的标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市推出的健康码多达近百种。以江苏为例，苏州有“苏城码”、无锡有“锡康码”、南京有“宁归来”。此后，江苏版的健康码——“苏康码”正式上线。“码上加码”的现象在各省市屡见不鲜。在湖北，每人有五六个码的现象十分普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郑磊认为，关于健康码全国范围内互通，目前各地政府有各自的顾虑。这涉及一个信任的问题，大家都以万无一失的态度在做防控和互认。
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指出，各地健康码尚不能互认主要有三个原因：不同省份的风险等级、响应级别和防控要求不同；各地健康码生成的标准不一；健康码只能证明受检者当时的状况，此后的健康状况不能简单地据此判断。
技术层面的统一并无障碍，阿里和腾讯作为健康码背后的技术开发方，背后运用的都是ElasticSearch系统，该系统是行业通用的数据库系统。
但在赋码规则上，各地由于疫情不同，管控的严厉程度存在差异，设立健康码的标准不一。比如，陕西的规定是，近14天内和确诊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判红码，但黑龙江则要求对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统一判红码。
随着全国大部分地区风险等级下调为低风险，统一赋码标准的难度也降低了。真正的难题是，健康码跨省互认，意味着不同区域政府间要向对方共享自己的数据资源。与省、市内部不同政府部门间的数据整合相比，省与省之间的行政壁垒更难突破。
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数据资源处处长齐同军认为，健康码互认，表面上的难题是技术和标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是各自利益的“小算盘”，缺的是政府相关部门的意愿和决心。
国务院电子政务办和国家卫生健康委提供了各地跨省份互认共享的三种路径：第一种，通过跨地区防疫健康信息的数据共享，在本地的健康码中增加跨地区的互认功能；第二种，各地健康码与全国一体化平台的防疫信息码对接，以全国一体化平台上的防疫信息码为中介进行转换；第三种，对那些没有建立本地健康通行码的地区，可以直接采用全国一体化平台上的防疫信息码。
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种路径中，第一种难度最大，虽然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障碍，但这涉及跨地区的数据共享、交换，各地都非常谨慎。
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一级调研员陈朝祥对《中国新闻周刊》举例说明，采取第一种路径时，深圳在和其他省市互认前，需先签订一个协议，其中写明双方之间的数据共享后如何保密，以及识别对方健康码时需要的技术对接机制。
在乐文忠看来，第二种更加务实，但也比较复杂。各地首先要把数据上传到全国一体化平台上，再将数据导入到互认省份，从而依据接受地的赋码标准转换，实现互认。“相当于全国一体化平台是一个中转站。每个省只对全国一体化平台做一个接口就行。”
目前，广东、浙江与四川、湖南等劳务输出大省，也都陆续签订了省际间健康码互认协议。互认后，持对方省份健康码的人员，可参照本省健康码规则，通行。
在国家层面，对数据共享也在深化。根据已制定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各省各部门可以调用查询全国统一的确诊、疑似病例数据库、密切接触者数据库、县域风险等级数据库，以实现基础数据的共享互认。这意味着，国家数据库主动对地方“敞开”。
2月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亦推出“全国码”。但这并非要在全国推广“一码通行”，而是和各地已有的健康码并行，并逐渐对接。
“全国码”的难处在于，如何建立它的权威性。由于推出晚于各地的本地健康码，国家层面缺乏一套机制，使得“全国码”很难强制成为一种通用的标准。“废掉别人重新用你的，别人前面的工作全部浪费，谁会愿意？”深圳智慧城市大数据研究院长陈东平指出。
3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全国爱卫办副主任毛群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健康码可以互认通行，但实现全国“一码通行”仍然不易。
升级可期？
目前，“全国码”有两个版本，一是支付宝，二是微信。健康码推广至今，支付宝和微信几乎“平分天下”。
截至3月16日，腾讯的防疫健康码已落地近20个省级行政区，覆盖300多个市县。阿里云支持的健康码也已在全国24个省份的200多座城市落地。
回溯健康码的产生，各地政府是主导者，也是算法、规则的制定者，企业则是技术支持方。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利用头部企业平台引流，可在最短时间内获得最高效的推广。杭州市健康码工作专班成员张梦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政府选择支付宝或者微信平台，看重的是它的巨量级入口，选择本身也是市场的一个分工。在推出健康码这类公共应急服务产品时，平台的市场覆盖面是优先考虑的。
“其实，政府也不希望把数据给出去。”深圳市龙岗区大数据中心主任乐文忠认为，与流量相比，政府更看重实名认证的问题。市民大多已经在微信和支付宝上进行过实名认证。“如果再让他们通过另一个平台重新认证，是否愿意？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登录，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周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阿里、腾讯这些互联网巨头，都想把健康码看作一个新入口，为将来慢病管理、医疗大健康战略做布局。
在健康码的战场，除了两大巨头间的暗中较劲，其他互联网企业也纷纷入局。例如，美团与大型国企中国电科合作，联合国家部委推出四色“畅行码”，百度和苏宁也推出了自己的健康码。
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线上数据归口基本都在BAT（即百度、阿里、腾讯），而疫情防控政策的最终落实都在社区，互联网企业希望能够借此进入社区，进而获取精准的社区数据。这是互联网巨头们此前一直难以触达的一个“新入口”。
从频繁出现的“变色”困扰，到近期的“跨省互认”难题，健康码能走多远，始终是业内讨论激烈的一个话题。陈东平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中对健康码数据收集的广度提出疑虑，认为这种数据收集的做法超出了防疫的实际需求。在陈东平看来，健康码的推广过程中，在国家层面缺少顶层设计，强制性的数据收集也缺乏一个与民间的沟通过程。这些都增加了公众的忧虑。
与公众对隐私的担忧不同，地方政府作为健康码推行的主导力量，在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行政资源和成本之后，如何让之前的投入更好地转化，成为他们的核心考量。
各地政府正在尝试拓宽健康码功能边界。2月21日，杭州健康码升级，实现了与电子健康卡、电子社保卡的打通使用，杭州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可凭健康码看病的城市。
在广州，新“穗康码”将作为实名电子身份证明，一次生成长期有效。上海则将“随申码”定位为市民（企业）工作、生活、经营等行为提供数据服务的随身服务码。
健康卡、电子卡、社保卡、驾驶证，在乐文忠看来，这些不同的身份证明共同构成了一个“市民画像”。虽然政务电子化让这些身份证明从纸质转为线上，但在不同场景要出示不同的码，仍没有实现流程的真正简化。
在他的设想中，不论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码通行”，还是“一卡通行”，未来就医、查驾照、上学或去银行办理业务，只要出示一个二维码，前台的服务人员和后台的查验人员就可以即时获取相应的数据，所有数据全部打通。
